规划理论沈寂了许久， 欧门汀葛尔（PhilipAllmendinger）在千禧年之后连续出版了两本规划理论的专书，一是《后现代时期的规划》（Planning inPostmodern Times, 2001），二是《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 2002），企图从规划与理论、实务间对话重写规划理论。这两本规划理论专书的出版，为规划理论提供了一个兼具历史与空间向度的理论总览，几乎一网打尽影响深远的重要规划理论学派（独漏女性主义的规划理论），包括系统论与理性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新右派理论、实用主义、倡导论、后现代主义规划以及合作论等诸规划理论的精要，建立了规划理论的知识系谱，让规划学界的年轻世代可以按图索骥，快速地回顾不同理论间的要旨与争论。
本论文的目的即在引介欧门汀葛尔的规划理论，藉此思索规划理论在后现代思潮下的发展与可能性，
作者一方面循欧氏的书写脉络来快速浏览西方规划理论的发展精要；另一方面，也对欧门汀葛尔所提出的规划理论进行讨论与批评。本文的讨论分为三部份，一是检视欧氏的研究旨趣与意图，了解本书的写作进路；二是简介欧门汀葛尔如何从后实证主义的类型学观点，重新检视过去不同学派的理论内容与发展趋势；三是检视欧氏对于后现代时期两个规划理论学派的讨论，了解他如何在后现代主义中重建规划理论；最后则是关于本书的一些评论与对规划理论的展望。
一、 重写规划理论的羊皮纸
规划理论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也反应了不同年代的社会思潮。西方系统与理性规划理论始于1960年代保守主义当道的英国，1970年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马克思主义也顺势崛起，1980年代新媒体与大众流行文化风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逐渐席卷整个知识文化、人文科学与流行工业。历经1970年程序理性论的论战，1980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右派自由主义的交锋，后现代主义以降，宣告普遍的科学理性年代已经结束，强调自由浮动的表征与观点的多样性。这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规划理论的冲击是从根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开始，剥除理性主义下规划理论的面具，也对于整个规划理论产生革命性的震撼。
欧门汀葛尔受到英国城镇与乡村规划实务训练（BSc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Hons），为具有证照的规划师，也在苏格兰规划援助管理委员会从事小区规划等实务工作；之后进入牛津大学受到欧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洗礼，就开始在后现代主义规划理论与英国城镇与乡村规划实务的对话中，重新反思规划理论的问题。本书开宗明义，欧门汀葛尔即点明了该书的写作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回应理论与实务间的断裂；二是作者循规划理论的典范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之际，重新梳理规划理论的理论脉络，利用类型学的概念来铺陈整本书的章旨。最后欧氏提出他自己对于规划理论的创见，引入时间与空间的因素来诠释蕴生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背景与地方脉络，在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下，他采取相对主义的看法，将理论置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背景来重读理论。
首先，做为苏格兰的规划理论兼实务工作者，欧门汀葛尔一直关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与落差问题。在此欧门汀葛尔的实践不仅包括规划理论在论述上的实践作用，更注意到规划本身的专业实践。面对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落差，欧门汀葛尔的兴趣在解释规划的理论与实务之间落差为何「必然」存在的理由。他反对从左派而来，视规划是国家用以延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机制，也抨击右派自由主义学者的市场选择论，认为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落差是众多理论在市场竞争的结果，转而从规划者的角色与规划的组织体系来分析规划在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欧氏认为规划实践是透过国家与国家相关的专业组织等高度科层化的功能体系来执行。一旦规划专业循其它专业的路径来建立专业本身、专业成员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规划者、国家与专业团体之间即形成互惠关系的基础。一方面，政府需要规划者来支持、合法化政策；另一方面，规划者与规划专业团体需要获得国家合法化专业知识与证照资格，来巩固他们的专业主义以及附带的地位与利益。这种规划者、专业组织与国家三合一的体系，是规划影响社会变迁的结构限制因子。然这并不意味规划者完全没有自主决定的能力，因为规划者必须与专业团体协商，并遵循专业守则行事。欧门汀葛尔特别引用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历程化（structuration）概念，提供解决结构主义与意向主义的两难困境（Allmendinger, 2002: 15-16）。季登斯视结构与作用者为一体之两面，结构固然会影响行为的方式，但行为也有可能潜在地影响与重组结构，而规划者在此即为两难情境中的行动者，既受到国家与专业团体的影响，也可能会影响国家决策与专业团体的立场。
关于规划理论与实务落差问题的讨论，其实自1960年代戴维多夫（Paul Davidoff）以降的倡导式规划对于理性规划学派即有不少批判与质疑，在规划学界也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讨论（Friedmann, 1973; 1987）。然而如何从批判的立场转向实践的可能性，欧氏既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虽然在合作式规划中试图以哈柏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沟通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无视于规划理论学界既有的不同运动路线之议，像是傅里德曼（Friedmann, 1987）或柯斯特（Castells, 1983）以小区组织动员为基础的激进式规划，或者是克莱维（Krumholz, 1975）的「进步地方政府的社会创新运动」，以进入体制的规划师角色来进行改革。欧氏的立场显然是选择回到规划的理论层面来讨论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响应已出现的规划实践来讨论理论的问题。
其次，在知识论上，欧门汀葛尔采取所谓科学相对观的「后实证主义」立场，来面对规划理论的典范移转。所谓的后实证观点是要求「从以因果推论为决策基础转向发现与确认意义」（Allmendinger，2002：28，原文引自Moore-Milroy，1991：182）。在此欧氏首先处理的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科学真实建构的问题，存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欧氏从巴柏（KarlPopper）的否证论、孔恩（Thomas Kuhn）的典范理论，转向后现代的「论述」与「叙事」。他引用文化研究学者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论述」、李欧塔（Jean-FrancoisLyotard）的叙事看法来建构规划理论的「真实」。傅柯（1969）界定论述「是一组述句，提供对于一个主题特定类型知识的语言表征」。相对的，李欧塔认为科学所宣称的客观知识只不过是他所称的「叙事」，科学本身具高度的叙事性，是包含价值与假设的「后设叙事」。欧氏借用这两位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规划理论如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可以选择与任意地召唤不同的论述或叙事来适用既予的情境，藉此批判权力是以科学的「真实」为名而取得合法性，并宣示科学凌驾于其它知识形式之上。接着建立在对于法鲁德（Andreas Faludi）的实质规划与形式规划区分，欧氏选择泰勒（Nigel Taylor）的新类型学来进行理论布局。法鲁德的规划实质与形式分类已支配了1980年代前的规划理论，但欧氏认为这种二分式的简单类型学已无法因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因为不论是形式或实质论都必须呈现出理解理论的方法而无法回避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因而欧门汀葛尔以泰勒的新类型学为基础，强调社会理论差异与哲学问题。泰勒的新类型学包括以下几个原则（Allmendinger,2002 :35-36）：
（一） 所有理论多少是规范性的，即充满价值与镶崁于社会与历史脉络；
（二） 既予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之应用或理论的使用，无法「解读出」学科训练或理论的教条所源生的抽象理解。因此，
（三） 理论是透过空间与时间中介，容许不同的诠释与应用。
（四） 如果理论是规范性的，透过时间与空间而由社会和历史中介变化，在实质与程序上就不再有分野，而是在理念与行动间复杂的反复关系。
欧门汀葛尔认为新规划类型学的路径强调规划理论规范性的面向，分析的焦点在规划理论的源起与哲学基础，阐明影响理论的社会原则，追循理论如何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下经由不同规划方法转介与使用，而不仅是虚构的实质与程序分野。在此，欧氏所称的「后实证主义的类型学」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后现代思考产物，直接引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与论述来说明规划理论的政治性。因此在重读规划理论之际，欧门汀葛尔不仅将我们拉回理论兴起的时空脉络，也为理论在后现代的思维中寻求可能的出路。不过这样的讨论只说明了欧氏本身为何采取类型学的方法，但似乎仍未清楚解释他如何利用类型学来分析规划理论。像是如何选择这九种不同类型的「内生规划理论」，是基于欧氏本身主观的理论兴趣，还是有外在客观线性发展轨迹？是他自身对于规划理论有意图批判，还是仅循着一般社会理论流行的轨迹？欧氏在此似乎回避了类型学中最重要的分类基础问题，未能给读者一个合理的交待。
最后，欧门汀葛尔认为时间与空间是理解规划理论的关键。理论的基础在不同时间与地方引起不同论
述的可能性，因为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窗口所看到的不同理论而引发不同的诠释。欧氏在本书中特别着重规划理论在不同地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差异，像马克思主义过去在苏联与欧洲即有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新右派在英国、美国、丹麦、荷兰、比利时、加拿大与日本的政府政策有不同的实践；实用论虽源于美国哲学，架构在美式的民主与自由主义之下，在英国却形成对于组织运作与替代方案的思维；倡导论是由美国的戴维多夫所提出的，在美国由地方当局的规划师与自愿性团体推动，在英国却形成国家体制化的规划援助服务部门。不同时、空下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虽是欧门汀葛尔强调重写规划理论的目的之一，也是试图在后现代主义虚无论中重建规划理论的重要基石，不过欧氏实际在书写规划理论时却很明显地仅着眼英、美规划理论与实务的比较与讨论，忽略了其它不同地域的规划理论发展，这点容后再述。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规划理论
除了后现代主义与合作论两个属于后现代思潮下的新理论外，我们可以在欧门汀葛尔的写作意图下重
读规划理论几个重要的学派，包括：系统论、理性论、马克思主义、新右派、实用主义、倡导论。欧氏以「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重新来拆解与批判这些不同时期出现的「现代主义」理论，并与后现代主义与合作论进行对话，这些理论在后现代时期可能的转变参见表一。以下简要说明欧氏如何处理这些理论的主要论旨，以及重新诠释这些「现代主义」下的理论如何在「后现代主义」中转变。
（一） 系统论与理性规划论
规划的系统论在1960年代中叶到晚期在英国兴起，代表人物为麦克劳林（Brain McLoughlin）和乔德威克（George Chadwick）。规划的系统论受到生物科学中的系统思考影响，强调1.自然与人类环境中所有领域皆存在着系统；2.系统可透过调节不同组成部份的沟通而被控制。系统论以数理模式为基础而忽视系统规划本质做为政治工具的危险，招致不少后进理论的批评。欧门汀葛尔在此特别关注系统论对于规划的态度以及预测与模式化方法（Allmendinger, 2002: 46）。欧门汀葛尔同意法鲁德等人对于系统论的批评，认为系统论一方面无法处理国家等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未解决专业者的合法性问题。但是欧氏在质疑规划做为社会控制方法之余，也不忘标举规划对于计划、模型等预测的需求，因而在重读系统论时，欧氏特别指向1980年代晚期出现的复杂性系统论，特别是混沌
理论与复杂理论。复杂性系统论强调相互的直观、非因果行为、经由持续与变化的回馈之适应行为、权力的分散、非化约论、部份无法导出整体，这些原则使系统论在方法论上更趋向后现代主义的思维。
理性论以法鲁德（Faludi Andreas）为代表，他认为规划是达成最佳结果的方法，并提出规划理论的形式与实质的类型，对于后来规划理论有重大的影响。为了达成结果，规划者必须像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一样在众多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寻找最好的方法。规划者只是以有效的方法界定与解决问题的简单科层体系，为了从大量的信息与不同的观点中决策，必须用理性的指标来评断要采取什么行动。欧门汀葛尔对于理性规划的批评主要有三点：首先是理性规划过度简单化社会背景中的规划与规划者所持的理论间真实互动，以及规划实践的内在过程。第二个批评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性规划没有提供任何批判社会或资本主义的看法，而是与主导经济力量同流合污。最后的一个批评则来自沟通学派理论，认为理性规划分离了手段与目的，透过重建沟通理性，应将专业的技术理性当做沟通工具而非目的本身（Allmendinger, 2002: 62-63）。
欧氏认为系统论与理性论是实证主义规划理论的极致，也循其它规划理论的脚步，特别是左派马克思
主义者对于国家与专业者间角色的质疑来进行批判。但是站在实务工作者的立场，欧门汀葛尔并未采取马克思主义或部份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立场，全然否定规划存在的必要性，而是认为系统论与理性论仍提供了规划实践必要的手段：预测与控制的工具。欧氏认为复杂性系统论的出现，正是以更精确的模型提供对更复杂真实世界变化预测的可能性，而沟通理论由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与沟通论则可以弥补理性论政治立场过于保守的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都市领域和规划不能与社会分离，城市规划和规划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应，同
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欧门汀葛尔先引用葛兰西（Anthony Gramsci）支配权（hegemony）的概念来解释为何马克思主义预言的资本主义革命没有出现，是因为统治阶级必须以自身的道德、政治与文化价值来建构共同意识。国家也就无法仅是一种外在强加于被统治者意志的工具，也须有被统治者的合议才能成立，因此预期的资本主义革命并未发生。
欧门汀葛尔虽然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隐而不显但正当化了国家角色的意识形态下，规划是国家统治的工具，提供干预的借口与公共利益的伪装，但并非真正的公共利益。规划可能支持资本主义，说服人们规划代表他们的公共利益，实际上只不过是有权势者的利益外衣。但他同时也检视了规划者的角色与价值观，引渡「批判的实用主义」，鼓励规划者做一个「反身性的实践者」（Allmendinger, 2002: 88-89），而不仅是流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或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反抗。在此，欧氏并未进一步去处理之前作者所提出的不同规划路线实践问题。
而欧门汀葛尔对于马克思主义为首的政治经济学派之批评如同其它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本身对于古典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主要集中于化约主义，更加强调阶级冲突以外其它社会对立面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在此，欧氏以批判理论来引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走向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以降的批判理论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苏联形式的社会主义。像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马库色（HerbertMarcuse）都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官僚主义，而试图回归到青年马克思主义，关注个人自由与解放。而布西亚更将批判的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面向，讨论资本主义导致技术的剥削、「真实」（authenticity）之死，以及拟像（simulacra）的替代性，转而不再支持任何的真实。对于欧氏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国家的角色仍有重要的影响，不过他将后续的
社会实践由阶级冲突的批判转向了哈柏玛斯的沟通理论，此与他一直强调规划的实务面向而非批判面向有关，确实也避免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当前所面临的国家集体规划困境。
（三） 新右派理论
新右派视规划为启蒙时期以来怀抱的更好社会希望与信念，关于市场机制、个人自由和国家角色已广
泛地应用到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务。欧门汀葛尔认为由于政治上的优势，新右派可以透过土地使用规划来测试不同的市场理论，也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政治差异。虽然新右派理论众多纷歧，包含了公共选择论、自由主义、独裁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等不同的理论学派，欧氏则简单区分了自由论与保守主义两种新右派理论。新右派理论认为规划并不是自由企业社会的自然本质，需要人们干预市场的委任契约。如海耶克（Hayek, 1944）一方面认同市场的不完美，政府与国家的干预应扮演矫正市场的角色，像是确保法律规则的维持、提供基础设施和国防，以及做为纷争的仲裁者；另一方面又标举市场和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认为透过国家机器创造的自由选择会干扰市场、减少个人的自由与侵蚀法律的原则。欧氏认为海耶克和其他自由派的哲学家都同意需要某种形式干预都市土地市场，但对于干预机制所欲达成的目的则无共识，因而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不同的看法。保守派立场是为了修正自由市场缺陷，重视强势政府、社会极权、规训的社会、层级与服从。而自由派的立场则是要求去
除管制，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市场安全与最小的政府。在实务上，欧门汀葛尔则进一步从新右派的理论基础提出三种对于土地使用管制替代方案的一般性原则：法律原则、集中主义以及市场取向（Allmendinger,2002: 106）。即使对于土地使用有不同的市场管制原则，欧门汀葛尔特别以英国的简单规划分区（SPZs,Simple Planning Zones）为例，强调规划的土地管制机制其实是政治过程而非理性规划的结果。
虽然新右派理论备受争议，不过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新右派理论，如公共选择论、环境经济学对于
环境成本外部化，像是污染、噪音和都市生活等对于环境政策仍有重要的启发。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国家角色弱化与解除土地管制已形成目前重要的区域与都市政策主流，只是真实世界并不是循着新右派的理论模型运作，而是政治化的过程，这也是欧门汀葛尔在规划实务中得到的深刻体认。
（四）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顾名思义，主张经验而非理论才是真实的裁判，规划的解答是对于真正的问题管用。实用主
义源于美国杜威的哲学观点，在1980年代形成英国规划的主题。杜威的实用主义着重自由主义与科学的方法，自由主义提供适于实用主义的政治与社会框架，而科学方法强调持续的批判和反身思考。关于科学方法的使用被欧门汀葛尔批评为提供「专家统治」的基础，无视科学方法入侵政治与社会的领域。
欧氏认为实用主义所架构的自由主义基本的大纲，与后现代主义、合作主义间有一些相似性与差异性。关于后现代主义中的实用主义哲学可以用两个基本的原则来达成：以自由主义做为争辩与讨论发生的场域，以多元主义做为竞争理念与理论的原则。实用主义引介了自由的基本原则，具有后现代主义强调无法衡量性的特质，拒绝一种「共识」的观点，采相对主义来接受不同的观念与意见；如同合作主义规划强调沟通，实用主义也重视语言与讨论。然而与后现代主义相左之处在于实用主义提供一个基于「共享问题与共同目标」的方法。欧氏引用发瑞斯德（Forester, 1989）的「批判的实用主义」来解决实用主义忽略现实社会不平等的难题，结合实用主义与哈柏玛斯的沟通理性，让规划实务不流于再生产不平等关系，而是加入规范性的面向，令规划过程更加开放、民主，打开规划更多元的声音
与意见。
（五） 倡导论
美国的规划者戴维多夫提出规划者是倡导者的角色，认为规划者应该能以身为政府与团体、组织或个人利益的倡导者身份加入政治过程，对小区未来发展提出政策。欧氏对于戴维多夫的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对于倡导性规划如何实践的问题，包括如何选择替选方案、规划组织类型、规划者与业主的关系以及规划与国家法治等，有很多规划真实的议题是戴维多夫未能进一步深究的；二是从马克思主义而来的批评，更深刻地点出规划者缺乏对于自身专业与专业组织形成的自我批判，经常是掩盖了规划者对于被规划者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国家与规划体制间的共生互利关系。
欧氏对于规划做为专业的权力形成过程是来自前述的纪登斯结构与作用者的两难，他一方面批判规划与体制之间有种共生互利的关系，但又同时肯定规划者本身具有由下而上的小区培力潜力（参见Allmendinger, 2002: 93图7-1）。随着规划过程对于公众参与采取更加鼓励与开放的态度，倡导式的规划有潜力可以连结到多元主义的规划观。不过相较于美国带有价值判断、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倡导规划师而言，在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协会（RTPI, Royal Town PlanningInstitute）的规划援助制度下（Planning Aid），纳入科层体制的英国规划师反而丧失了捍卫公共利益的角色，隐藏了现实多元政治地景下的权力不平等关系。这也是欧门汀葛尔之前强调的，理论在不同地域透过不同组织形式的实践结果。
三、 在后现代主义中重建未竟的现代性计划
回归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典范移转，欧门汀葛尔在《规划理论》与《后现代时期的规划》一开
始都问了所有后现代主义开场时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何谓后现代主义？也和一般理论者一样从现代主义来思考后现代主义。现代性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自由思想，重要特质为永无止境、创新以及持续的进步（Allmendinger, 2002: 159）。建立在「制造差异」的基础上，欧门汀葛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即是充满歧异的，只能建立在反现代的基础上，以反现代性的角度来质疑启蒙时期以来的合法性，希望透过对于现代性的全面摧毁，代之以完全开放的价值观，将研究旨趣转为「制造差异」。像是李欧塔拒绝社会理论中过度扭曲的后设叙事，发展出抵抗共识的架构。而傅柯的作品揭发人们生活其间的社会规范与符号结构，想要打破统一与整体，捣毁既有的认同监狱与排他论述，鼓励各式各样的差异，累积抵抗的多元形式。布西亚则以「拟像」的概念说明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消费符号不仅替代真实，也损害真实，我们不再能分辨何谓真实。
后现代主义对于规划的影响与其说是实务的，不如说是论述上的启发，后现代主义对于规划本身其实
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主流的后现代思考认为规划只是附加于社会的强制共识和权力关系，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正是在解构共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隐而不显的权力支配关系。欧氏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在于本身的理论而在于其实践。对于后现代主义，他同时提供褒贬两面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赞扬后现代主义开启规划的差异政治，另一方面反对后现代主义滑向相对主义与过度的虚无主义。欧氏的立场其实是比较接近实用主义的看法，一方面要避开现代性的工具主义与科层化理性，另一方面要避开后现代的虚无主义与反规划倾向。
关于后现代规划的可能性，欧门汀葛尔采取保留态度，虽然他提出了后现代规划的两种可能性，一是从后现代观点去批评规划，但同时提供后现代在规划不足的基础，像是「黑暗面向」的规划可以揭露规划对于现实的影响（Allmendinger, 2002: 172）； 二是强调后现代的规划只是一种「提示或建议」，纳入了索雅（Ed Soja）开放性的后现代规划或桑德库克（LeonieSandercock）的差异、多元性（Allmendinger, 2002:174-176）。
最后，在合作式规划一章中，欧门汀葛尔选择回到哈柏玛斯的看法，不应放弃现代性的计划，而是透
过不同的思考与认知，以完成现代性未竟的计划来取代，尝试从沟通理性来回归现代性。欧氏倾向以沟通理论来重建现代主义，但将规划视为一沟通过程，强调规划过程的产出在于计划本身是不同「论述」的结果。欧氏引用哈莉（1993）的看法，认为规划者应该扮演的是平衡规划的意义系统、对话（论述）与参与者（论述社群）论述的角色。他也提供了实务界「为真实而规划」（Planning for Real, PFR）来当作合作式规划的实践范例（Allmendinger, 2002: 204-205）。「为真实而规划」是由吉柏森（Tony Gibson）在诺丁汉（Nottingham）大学「为邻里单位变迁的教育」所发展出来的，建立在沟通规划是
一个参与过程之实践基础上。为避免落入之前沟通理性者的缺点，「为真实而规划」保留公众决定「开放的讨论」、问题与议题「框架」的界定，而不全然由规划者决定议程与议题。对于欧门汀葛尔这样一个实务取向的理论家而言，现在的规划虽然是反民主的、性别盲目的以及文化同构型的，但如果可以经由开放式的民主讨论过程，在多元主义的年代，规划仍充满了创造多元种族、多元激进的差异社会与城市之可能性。
四、 结语：反身性的批评与替代性场景
很少有一本讨论理论的教科书像欧门汀葛尔一样，在批评既有理论的缺失之余，也不忘对本身的理论架构进行自我批判。当然就一本「教科书」而言，欧氏类型学的观点确实提供了最佳的写作方式，也容易达成欧氏一开始设定提供研究者快速回顾规划理论的目标。但是面对不同的规划理论，欧氏的写作形式却是跳跃而缺乏一个统合性与一致性的书写架构。有些章节纯就规划理论的哲学起源及社会理论来讨论，像是系统论与理性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实用主义与后现代规划理论，而某些章节又落到规划实务来讨论，如新右派理论讨论了英国的简单规划分区、倡导论分析了桑德兰工业与劳工住宅区的改建、合作式规划论提到了为真实的规划。
欧门汀葛尔本身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有三个「反身性」的思考。第一是缺乏横切面的主题，来串连看似
独立、实际上却有不同交锋的学派。第二是缺乏对于规划者使用学派不同类型理论的讨论，即一种欧氏所称的外延的、架构性的社会理论。最后，欧氏承认他所援用的是类型学而过度简化理论代表性。可惜的是欧氏并不像傅里德曼（1987）在《公共领域中的规划》（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一样，提供从不同哲学思考落到不同学科领域中不同规划理论学者的图谱，以致于读者无法了解为什么欧氏会讨论这九个不同的规划论学派？为什么有些章节的规划理论其实只是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又为何会选择与分类特定学者的论点？像是哈柏玛斯为何不归于批判理论、沟通理论而是合作式理论？或者布西亚是属于批判理论学者抑或是后现代主义论学者？
顺着欧氏反身性的思考，有三点理论上的核心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首先，关于以上欧氏所反省的三
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一种类型学方法论中经常可见的谬误，即因过度致力于个别的理论类型建构，即有欧氏本身自明的缺乏不同理论间跨界对话，以及过度简化理论问题。首先，不同时间不同的理论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受到欢迎与否，其实不仅只是理论思潮的起伏更迭，也是不同理论学术论辩与对话的成果。1960年代的系统论，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的新右派，1990年代的合作式规划理论、实用主义论和后现代主义论，每一个理论的兴起都像是广阔知识海洋上的波浪，后一波的理论是建立在前一波理论的不足或应用于经验上的修正。欧氏虽然反对以线性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不同理论的推展，却花过少的篇幅来处理不同理论与经验间的对话（唯一的对话是在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派分界），因此无法向读者交待理论发展的脉络，而流于对个别理论的介绍与批评。再者，为了使个别理论能够清楚地呈现，欧氏不得不简单化个别理论内的差异，像是马克思主义、新右派理论、实用论等不同理论内部的差异有时不亚于与其它理论间的差异，能否被欧氏简单分类所涵盖与讨论不
无疑问。
其次，欧门汀葛尔所称的规划理论其实仅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规划理论与经验，更明确地说其实是
在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土壤中蕴生的，忽略了社会主义式（苏联、中国）或东方资本主义式（日本或东亚）不同地域的不同规划经验。而这些不同地方规划经验的差异（如果还无法说是理论的话）正是欧氏在书写本书所提到的重要目的之一，诚然欧门汀葛尔注意到了英、美规划理论与实务的差异，也在新右派理论、实用主义论以及倡导论等章节有精辟的比较与说明，像是比较新右派在英、美不同政治体制的实践差异，或者比较倡导论在英、美地区有不同的专业组织形式，然对于英、美以外的规划理论与实务却未着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规划在苏联与中国即有不同的实践路径，但欧氏却未对马克思主义规划实务的不同实践进行分析。
第三，虽然欧门汀葛尔一开始曾经提到女性主义者对于规划的启发，但在后面陈述的规划理论架构则
有意地忽略性别对于规划的影响。相较于欧氏从小区以及少数族裔的后现代主义反省与批判，性别的议题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关于性别的忽略似乎是做为一个男性、白人、中产阶级的理论者通病，就如同哈柏玛斯面对来自女性主义者佛兰瑟（Fraser, 1993: 9）的攻讦，认为哈柏玛斯的公共领域实则「布尔乔亚的男性主义者
（bourgeois masculinist）」产物，忽略了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女性。或者是玛西（Massey, 1994）点名批判索雅与哈维（David Harvey），认为他们是白人、异性恋的中产阶级男性后现代主义学者，剥除了身体的向度，呈现出性别歧视的观点。女性主义者不仅从男/女性别二分的立场来质疑规划制度与专业的性别不平等，也投身于后现代主义流动的性欲观点来检视以异性恋为主流的理论论述，转而从身体的空间和感官经验来讨论空间，她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批评可以用宝蒂一句名言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可以视为白种西方男性的现代性危机经验，以及面对这种危机经验打转的回应」（Bondi, 1990: 5，引自Soja, 1996: 121）。而这些女性主义对于规划理论的启发虽为欧氏所承认，但却没有回应（注2）。
最后，关于未来规划理论的出路，欧氏描绘了三个不同的场景，一是继续循着后现代主义来发展规划
理论，去除极端后现代论的片断化与虚无主义，但保留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像叙事、规划程序的开放性，鼓励规划者揭露与挑战既有的权力关系，负担更主动与创造性的角色；第二个场景是回到新的现代主义，像是合作论或者是沟通学派，而纳入后现代主义开放性的批判；最后则是回归到所谓的「再结构批判理论」，结合现代主义关心的民主议题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微观政治学，回归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赋予行动者主动性与反身性，可以透过参与决策与行动来决定他们的未来。
虽然欧氏并未明确表达他个人对于这三个不同场景的价值判断，不过从他采取的后实证主义立场，很
明显地比较站在「完成未竟的现代性计划」立场来发言，这与欧氏同时是理论家兼实务工作者的双重角色有关，他在强调规划理论做为论述的重要性之余，也不断重申规划理论在实务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尽管规划的角色与国家之间仍有理不断的共生共荣的情结，欧氏仍抱持着一个英式白人、男性菁英的乐观主义，相信规划理论不仅是不同时间、空间下开放性的论述创造，也是一套可以改变现况的行动方案。果真如此，在讨论规划理论时应思索加入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经验论述，在沟通过程时要纳入女性参与讨论，在实务行动时则应考虑不同小区、地域与国家的差异，加入非西方的规划理论与实务经验。
注释
注 1： 欧门汀葛尔为英国亚柏丁大学（University ofAberdeen）土地经济教授，目前是亚柏汀大学欧
洲与区域研究中心的主任（Director of Europeanand Regional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Aberdeen），研究兴趣在规划理论与实务、公共参与。着有《后现代时期的规划》（Planning inpostmodern times, Routledge, 2001）等书。提倡后实验主义的规划理论，受到规划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
注 2： 大多数的男性规划理论学者都不愿意响应来自女性主义者的攻击，索雅是少数的例外，他在
《第三空间》一书特别用了近十一页（页108-118）的篇幅来讨论空间女性主义批判，标举另外一
位女性主义罗斯（Gillian Rose, 1993）的理论来回应地理学者玛西（Massey, 1994）的攻击。
